济南市汽车维修管理条例
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
济南市汽车维修管理条例
2009年2月24日济南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9年3月27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号)
《济南市汽车维修管理条例》已于2009年2月24日经济南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2009年3月27日经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3月2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汽车维修经营行为，保障汽车维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汽车维修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汽车维修经营和管理的单位、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县(市)、历城区、长清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汽车维修管理工作；汽车维修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汽车维修管理工作。
第四条 工商行政、物价、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汽车维修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汽车维修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鼓励汽车维修经营者实行集约化、专业化和连锁经营，推进维修服务网络化建设，促进汽车维修业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第六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七条 本市对汽车维修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汽车维修经营许可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汽车维修经营企业分类标准实施。
第八条 汽车维修经营许可包括：一类、二类、三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许可，其具体许可事项是：
(一)一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是指可以从事汽车维修竣工检验和二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的全部业务。
(二)二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是指可以从事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小修、维修救援和三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的全部业务。
(三)三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是指可以从事发动机维修、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速器维修、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散热器(水箱)维修、空调维修、车身清洁维护、涂漆、轮胎动平衡和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供油系统维护和油品更换、曲轴修磨、气缸镗磨、车辆装潢(蓬布、坐垫及内装饰)、车辆玻璃安装业务和小型车的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个别零配件的更换业务。
(四)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许可是指可以从事运输易燃、易爆、腐蚀、放射性、剧毒货物的汽车维修和一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的全部业务。
第九条 申请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具备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场地、厂房、设备、设施、技术人员、维修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措施。
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车辆技术评估、价格结算、业务接待、质量检验的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具有相应从业资格证书。
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不得使用中小学校、幼儿园区域内的场地，不得在居民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内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和产生噪声、有害气体等污染的汽车维修经营。
第十条 在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行政区域内申请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向市汽车维修管理机构提出；在县(市)和历城区、长清区行政区域内申请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向所在地县级汽车维修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三)拟聘用技术人员名册及职称证明、技术技能资质证书、从业资格证书；
(四)经营场地使用权证明文件原件和复印件；
(五)设备、设施清单及设备合格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六)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车辆维修档案管理、设备管理、配件管理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制度文本；
(七)国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收到申请时，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对申请材料审查、核实并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企业类别和许可经营的具体事项。
第十二条 汽车维修经营许可实行有效期制度。一类、二类汽车维修经营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的许可有效期为六年；三类汽车维修经营的许可有效期为三年。
汽车维修经营者在汽车维修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后需延续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汽车维修管理机构提出延续申请。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到延续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直接办理换证手续；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延续的决定书；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汽车维修经营者逾期未申请许可延续的，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注销其汽车维修经营许可。
第十三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汽车维修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汽车维修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等无效的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从事汽车维修经营活动。
汽车维修经营者不得出租、出借、倒卖、非法转让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
第十五条 取得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等手续后，方可营业。
第三章 维修经营
第十六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悬挂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具体许可事项从事汽车维修经营。
第十七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在收费窗口或者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工时定额名录、维修工时单价标准、常用配件价格、配件加价率、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受理投诉电话。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将公示的工时定额名录、维修工时单价标准、配件加价率、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在公示后五个工作日内报作出许可决定的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对送修的车辆应当进行修前故障诊断，告知托修方所诊断的结果、需要维修的项目、维修方案、维修工时费用预算及所需配件品名、型号、生产厂家和价格，并与托修方依法订立维修合同。
汽车维修经营者承接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或者二级维护的，应当与托修方订立书面维修合同。书面维修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汽车维修经营者名称和托修方名称、托修车辆车型、牌照号码或者发动机号码；
(二)汽车故障现象和维修项目；
(三)工时定额、工时单价标准；
(四)维修需用配件的品名、型号、生产厂家、价格、加价率；
(五)维修费用预算；
(六)维修质量保证期；
(七)维修期限、付款期限和方式；
(八)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汽车维修经营者在维修中变更维修项目、增加维修费用，应当事先征得托修方同意；事先未征得托修方同意所产生的维修费用由汽车维修经营者承担。
第十九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汽车维修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作业；尚无标准和规范的，可以参照汽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
第二十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建立采购配件登记制度，记录购买日期、供应商名称、地址、产品名称及规格型号等，并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将原厂配件、副厂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用户选择。
第二十一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配件、燃润料对汽车进行维修。因使用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配件或者燃润料造成托修方车辆损坏的，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先行无偿修复，并依法承担其他责任。
第二十二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使用托修方自备配件维修车辆的，应当在维修合同中载明自备配件的品名、规格、型号、生产厂家。
第二十三条 汽车维修竣工出厂时，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向托修方出具维修结算清单。工时、配件、材料等费用应当在维修结算清单中分项列出。
第二十四条 汽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或者二级维护后，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对所修车辆进行维修质量检验。检验合格的，出具由维修质量检验人员签发的汽车维修合格证，并建立汽车维修档案。汽车维修档案应当包括维修合同、承修人员签字的维修单及质量检验人员签字的维修质量检验单、汽车维修合格证副本及维修结算清单等内容。
第二十五条 汽车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度。汽车维修经营者公示执行的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下列标准：
(一)整车修理或者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二万公里或者一百日；
(二)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五千公里或者三十日；
(三)一级维护、小修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二千公里或者十日。
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车辆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期限以先达到者为准。
第二十六条 在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所修车辆无法正常使用的，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及时无偿返修。
第二十七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对于从所修车辆换下的配件、总成，应当交托修方自行处理。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对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油、废液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防止污染环境。
第二十八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在从事汽车维修经营活动中不得对载有危险货物的运输车辆和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罐体进行维修；不得更改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不得承修已报废的车辆；不得擅自改装车辆。
第二十九条 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汽车维修管理机构报送统计资料。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实施汽车维修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对汽车维修经营的监督检查制度，依法对汽车维修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加强汽车维修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相互提供有关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汽车维修经营者更改发动机号码或者车架号码、承修报废车辆、擅自改装车辆的，应当告知公安部门；发现在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后仍继续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应当告知工商行政部门。
第三十二条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应当即时向社会公布汽车维修经营者名录及其经营地址、许可事项和监督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供公众查阅。
第三十三条 在汽车维修管理机构监督检查时，汽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如实说明情况、提供相关资料。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汽车维修经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十四条 汽车维修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汽车维修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得妨碍汽车维修经营者的正常经营秩序，不得要求汽车维修经营者购买指定产品，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汽车维修经营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汽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取得汽车维修经营许可从事汽车维修经营活动的；
(二)超越许可事项从事汽车维修经营活动的；
(三)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等无效的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从事汽车维修经营活动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出借、倒卖、非法转让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的，由汽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收缴有关证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汽车维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汽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假冒伪劣配件及报废车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车辆的；
(二)承修已报废的车辆的；
(三)擅自改装车辆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汽车维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汽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承修的车辆未达到合格标准而签发汽车维修合格证的；
(二)未对车辆进行维护而签发汽车维修合格证的；
(三)应当签发而不签发汽车维修合格证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汽车维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由汽车维修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合格的，予以通报：
(一)未按照规定执行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的；
(二)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作业或者违反国家规定聘用无从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汽车维修工作的；
(三)未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汽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或者未在收费窗口、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工时定额名录、维修工时单价标准、常用配件价格、配件加价率、维修质量保证期的；
(四)只收费不维修、虚列维修作业项目或者超出公布的结算工时定额、结算工时单价收费的；
(五)不按照规定订立维修合同、建立汽车维修档案和报送统计资料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汽车维修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汽车维修经营活动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泄露汽车维修经营商业秘密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实施。
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赔偿责任
马怀德
国家赔偿因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侵权行为所致。然侵权行为又有执行职务与非职务，故意过失与无过错之分，因而，在什么情况下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下国家承担责任，国家责任与公务员责任有何关系等问题值得探讨。
在许多国家，由于存在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之分，因此解决公务员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出现了几种途径：一是要求公务个人负赔偿之责；二是要求国家与公务员连带责任；三是国家负赔偿责任，公务员对受害人负责。
一、公务员个人的赔偿责任
这里所指的"公务员"既包括领取薪金的正式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受国家机关委托执行公务的个人及法律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人员。简言之，凡依以法律或委托从事国家公务或协助公务的人员，均在此列，但不包括假冒公务员从事公务的犯有欺诈行为的个人。公务员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分为几种情形：
1．凡从事与国家公务无任何关联的纯私人民事行为造成损害的，公务员须负个人侵权赔偿责任，如税务管理员与邻居打架的致人伤害，国家机关司机为家人运货撞伤他人等均属之。
2．与执行公务无关的个人犯罪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公务员犯有杀人、诈骗、盗窃之罪造成他人损害的，均由个人赔偿。
3．公务员执行公务时犯有个人严重过错造成损害时，一般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个人过错"概念源自法国，与公务过错相对。指公务员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恶意行为或重大疏忽，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1]个人过错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中，一是过错发生在执行公务以外的行为，称为与行使职务有"客观上的脱离，"的行为，实际上指前两种情况。此种情形由个人负责较容易理解。二是个人过错发生在执行公务中，通常因公务员的某种缺陷、一时冲动和疏忽大意而产生，称之为与行使职务有"主观上的脱离"。如执行公务时公报私仇、蛮横无理甚至付诸武力。[2]而主观脱离性过错又有两种：一种是公务员有个人目的，在行使职务中谋取个人利益，或由于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另一种是公务员行为的性质已不属于应有的范围，如警官执行公务时，粗暴殴打他人，管教人员辱骂在押人犯等。在美国、新西兰，对于公务员的殴打，诽谤，恶意引起的侵权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由公务员个人承担。[3]
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具有两类特征：第一是公务员行为与公务无关，即使有关，也须以公务员有故意，恶意为条件。在执行公务中，无任何过错或只有过失而无故意的，个人一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对公务员作为自然人的纯个人行为：犯罪行为；公务执行中的个人过错行为，受害人依以民法请求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一般不得依以国家赔偿法向国家请求赔偿。
二、公务员与国家连带赔偿责任
连带责任是特定情形下，国家与公务员个人共同承担赔偿义务的赔偿方式。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有二种，一是国家机关过错与个人过错难以区分，为了便于受害人获得赔偿，法律一般规定可以向国家和公务员个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二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中的侵权行为出于故意，被害人有权既向国家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公务员请求赔偿，如我国台湾省的规定。
连带赔偿责任的根据来源于二种理论，一是代位赔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作为雇主，必须对雇员（公务员）执行职务上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受害人可以向国家或公务员个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二是法人赔偿责任论，该理论则主张，国家作为机关法人，对于其董事及职员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的损害，与该行为人负连带责任。二种理论就赔偿责任的归属而言是大体相似的，无大区别，只是前者是责任比后者范围要窄，即雇员所负连带责任，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免责。条件是：只要雇主能够证明在选用受雇人、监督受雇人执行职务方面已尽相当的注意，或尽管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的，国家可以免除赔偿责任。而法人责任则不存在免责问题，即对于有法定代表权的公务员执行公务造成的所有损害，国家和公务员均负连带责任，国家不得以在选任或监督公务员时已尽相当注意为免责理由。
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通常是允许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公务员或其所属的机关任何一方提出赔偿请求。在法国，提出这种赔偿请求必须以请求对象为标准区分请求的机关。如果是以职务过错为由，可以向行政法院起诉，要求国家赔偿损失；如果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则向普通司法法院提出，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失。当然，法国对公务过错与个人过错的合并责任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到承认，由窄到宽的过程，开始时并不承认合并过错责任的存在，而认为，行政责任与个人责任不能合并。后来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受害人利益，最高行政法院放弃了原来的主张，通过昂盖案和勃蒙尼耶案的判决，确认了合并过错与合并责任的存在。认为受损害公民既有权起诉有过错的公务人员，又有权起诉行政机关，任何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被害人的起诉权，也不能借口被害人行使了其中一次起诉权而不受理另一次起诉。[4]1949年后，合并责任有了新发展，即行政法院对"与公务有一定联系"作了扩大解释，主张损害虽发生于公务之外，但它是因公务赋予的工作造成的，国家就不得推卸其赔偿责任。如一名治安守卫者，在下班后擦试枪支不慎走火打死另外一个人，虽发生于执行公务以外，但佩带、保养枪支，则是职业所需，国家与个人合并负此责任。只要个人过错"未丧失与公务的所有联系"，合并责任就自动产生。
就方便受害人获得赔偿而言，先向国家请求赔偿显然有利，因为多数情况下，公务员个人无力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且公务员过失越大，愈严重，损害也愈大，受害人得到的赔偿机会也越小，而向国家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则不存在机关无力支付的问题。就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保护公务员积极性而言，如要求受害人只对有个人过错的公务员请求赔偿，国家不负连带责任，则容易挫伤公务员工作热情，使其陷于频繁诉讼，患得患失，萎缩不前，反而影响其工作，有害于整个社会利益。因此，虽然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个人可能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但更多受害人愿意选择国家为赔偿义务主体，这已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发展中的一个趋势。
三、国家的偿赔责任
国家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害人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公务员的责任，这类赔偿发生在无过错或只有公务过错而无个人过错或轻微过错时；另一类是国家赔偿受害人之后，还可要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支付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这类赔偿则发生在公务员个人有一定过错情形下。
纯公务行为造成的特别损害一般由国家单独赔偿，如冤狱、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公共征收造成的损失等；纯公务过错造成的损害，则全部由国家赔偿，公务员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在证据不足情形下非法拘留公民后被证明为错误的；纵使公务员个人有一定过失，但显著轻微，不宜由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的，由国家赔偿，如公务员强制传唤受害人时，因疏忽未关好囚车门，受害人跳车逃跑受伤致害的，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但公务员个人不负赔偿责任。受害人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向个人请求赔偿。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的刑事补偿冤狱赔偿均承认即使公务员无过错，国家仍须负赔偿之责。
国家单独负赔偿之责的另一种情形是即使公务员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或过失，但受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直接向公务员请求赔偿。如德国基本法第34条规定的国家赔偿责任，日本、美国的刑事补偿责任，就属于这一类。瑞士联邦政府对受害人负直接赔偿责任，而国家公务员不负赔偿责任，如公务员的行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存在联邦政府可追偿。[5]
四、我国赔偿责任的立法取向
我国国家赔偿与公务员个人赔偿在立法界线上是基本清楚的，但由于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仍有商讨余地。《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显然，民法通则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公务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未明确区分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责任。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虽明确了国家机关或公务员侵权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非公务员责任，但适用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出所有执行公务的侵权行为均应由国家单独负赔偿责任，而不及于公务员。
从以上三种请求赔偿的途径可以看到，各国国家赔偿制度中均对国家侵权行为进行了大致划分，第一，与公务完全无关的公务员个人侵权行为，受害人对此类行为无国家赔偿请求权，只能通过民法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这在我国同样适用。即对公务员个人行为受害人有权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第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各类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且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或恶意。受害人既可向公务员个人请求民事赔偿，也
可以向国家请求赔偿。司法机关不得排斥受害人的选择诉权。第三，国家机关及公务员的纯公务行为，造成特别损害的，公务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侵权行为，或公务员只有轻过失的公务侵权权行为，均由国家负责赔偿。受害人不得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
五、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责任的一体化趋势
区分国家责任与官员个人责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成为传统民法与现代国家赔偿法经常发生冲突的焦点，特别在公务概念变幻更迭的今天，要分清个人行为与公务行为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理论上的纷争也反映到实践中，法院在判断哪些是公务行为，适用国家赔偿，哪些又是个人行为，适用民事侵权赔偿方面绞尽脑汁，受害人受到侵害后因不能确定其性质而投诉无门，即使是由公务员个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因个人财力有限，受害人也很难得到圆满的赔偿。因此，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在国家侵权赔偿方面，呈现出国家责任与官员个人责任一体化的趋势。总的方向是扩大政府责任，减少官员个人责任，直到公务员个人责任完全为政府责任所吸收。
1961年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修正案规定，对于因政府雇员驾驶机动车导致的赔偿中，被诉人只能是政府而不是雇员。在过去几届国会中，已提出了若干法案，对于全部违反宪法的侵权案件由政府代替官员承担责任。1979年3月的国会中，肯尼迪参议员提取消官员个人赔偿责任，由国家代替赔偿，并用纪律处分取代对官员个人的追偿。[6]法国行政法院对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日趋反对，把绝大多数公务员侵权行为均归结为公务过错，拓宽了公务过错的内涵和外延，凡与公务有瓜葛的过错，均可视为公务过错，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均由公务部门承担。实践中，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日趋减少。[7]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被国家责任所吸收的趋势并不排斥追偿权的存在，即大多数国家对有故意或过失的公务员享有追偿权，但在实践中，执行这种权力更多是一种纪律手段，而不是赔偿费的追偿。[8]
注：
[1]林准、马原：《外国国家赔偿制度》第71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2]罗豪才、应松年：《国家赔偿法研究》第10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