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政府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4.03.10 上饶市人民政府
上饶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饶府发[2004]23号）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加快我市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特制定本《决定》：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坚定发展职业教育的信心与决心。
1、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担负着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任务。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对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把江西建设成“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目标和把我市建成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和快速发展地区，推进上饶的工业化进程，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提高收入，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实现上饶在江西东部快速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各地、各部门务必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确立职业教育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树立发展经济就必须发展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工作的思想观念，把发展职业教育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摆上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并将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富民工程”在全市组织实施。
2、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坚持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教育更好地为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加快上饶的工业化进程服务，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
3、从现在起到2008年，我市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是：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坚持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方针不动摇，努力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5年累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达15万人，力争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达到4：6。
－－各县（市、区）必须办好一所骨干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或职教中心，在校生规模：
30万以下人口的县（市、区），在校生达1000人以上（横峰县）；
30—50万人口的县（市、区），在校生达2000人以上（信州区、铅山县、弋阳县、万年县、德兴市、婺源县）；
50—70万人口的县（市、区），在校生达2500人以上（上饶县、玉山县）；
70—100万人口的县（市、区），在校生达3000人以上（广丰县、余干县）；
10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区），在校生达4000人以上（鄱阳县）；
各县（市、区）职业学校在校生达总人口的4.5‰。
－－在继续办好现有普通中专的同时，加快中专教育资源整合步伐，提升职业教育层次，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建设5所（2所公办、3所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到2008年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达2万人。
－－广泛开展各级各类职业培训。每年培训农村新增和剩余劳动力以及劳务输出人员15万人次，达到人口数的25‰，培训城镇在职职工6万人次，达到人口数的10‰，培训下岗失业人员1万人次。90%以上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接受职业培训；全市中级技术工人占技术工人的比重达50%以上，高级技术工人占技术工人总数20%以上。
二、深化改革，锐意创新，构建职业教育新体制。
4、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并逐步完善政府统筹、分级管理、社会参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职业教育管理新体制。
强化县（市、区）人民政府在统筹管理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责任。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促进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要整合和充分利用现有各类职业教育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线，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办学效益，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防止职业教育资源流失和浪费。
成立市、县“职业教育中心”。市职教中心放在高职院，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各县（市、区）可将职能相近的职业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劳动就业培训中心等教育机构合并为“职教中心”。使职教中心真正成为当地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岗位培训为一体的综合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务培训输出基地。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高度共享（合并前各教育机构的名称、职能保留，主管部门不变）。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群众受益的原则，市、县（市、区）职教中心成立后，原来由劳动、农业等部门负责的就业、上岗培训和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工作仍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职教中心负责培养、培训。
5、进一步扩大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办学和自主发展的能力。
要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确定、学籍管理、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有条件的职业学校可以跨区域招生，可以与本地、异地职业学校联合办学。
从2004年起，按照国务院要求统一规范中等、高等职业学校的名称，并体现职业特点。
公办职业学校可以按不同专业的实际教育成本和市场供求变化，在省定职业中专收费限额内，自主确定收费标准，报同级物价部门备案。
全市各级各类公、民办职业学校的招生要打破条块分割，根据学生的意愿自主选择学校，对市内各职业学校（公办、民办）的招生、宣传，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要互相支持，不得设置障碍。只要在市内各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年终评估、考核时，可同时计入户口所在县（市、区）的招生任务。
6、推进职业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要选拔、任用那些热爱职教事业、进取心强、善谋实干、开拓创新、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担任职业学校校长。鼓励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能人担任职业学校校长。
深化职业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教师全员聘任制和管理人员竞争上岗制，推行校内结构工资制，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
加强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根据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公办职业学校的教师定编可按普通中专学校的标准核定，并实行定编不定人，除少量的文化基础课教师和管理人员相对固定外，兼职教师由学校按所开专业的需要自主聘任。各级政府应将核定编制内的教师工资总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7、加大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力度，提高教育质量。职业学校要重点强化职业技能教学，其理论教学要服务于职业技能训练，理论教学与实验实习时间原则上按照一比一的要求配置；要加强对学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基本文化知识教育、职业能力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钻研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全市各职业学校要创造条件，全面引进“二元制”教学模式，实行“校企结合，产教结合”。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所和设备，也可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实验中心。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就业市场的变化，实行“订单”式教育。及时调整专业设置，积极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增强专业适应性，努力办出特色。积极推进课程和教材改革，开发和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和教材。推进专业现代化建设，选择一批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进行重点建设，改善专业教学条件，提升职业教育适应和服务市场经济的能力。改革教学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需要，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逐步实行学分制等弹性学习制度，为受教育者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全面推进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全日制与分段制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努力把职业学校办成面向全社会、开放型、多功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中心，满足不同求学、待岗、在岗人员就业、深造、更新知识、增强技能等多种需要。
中等职业学校在搞好就业教育的同时，要做好中职与高职的衔接工作，积极向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输送合格的毕业生，为学生接受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创造条件。
8、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用人单位招收、录用职工，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学历证书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属于一般职业（工种），必须从取得相应的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也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要加大对就业准入制度执行情况的监察力度，加强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随意招收未经职业教育或培训人员就业的要责其纠正并给予处罚。
9、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教育行政、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和学校要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取得学历证书、培训证书的同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在市职业教育中心（市高职院）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职业学校要加强职业指导工作，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开展创业教育，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小城镇、农村就业或自主创业。企业招工要优先录用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
金融机构要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提供助学贷款，优先为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开展生产经营提供小额贷款。认真执行国家对教育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办好实习基地、发展校办产业和开展社会服务。鼓励社会各界及公民个人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和捐赠，企业和个人通过政府部门或社会中介机构对职业教育的资助和捐赠，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政府贴息贷款，扶持职业学校及其校办企业和实习基地的建设。对职业学校所属的企业和为学生、社会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市、县（市、区）职教中心要设立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就业服务机构。
10、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规定的政府及社会各方面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
做强做大公办职业学校或职教中心。各县（市、区）政府要依法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领导，把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经济和高素质劳务输出的重要事业来做强、做大、做精。对于管理不善、办学效益很差的公办职业学校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要大胆改革办学体制。可以实行“国有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的办学体制改革或引进民办学校的运行机制。现在任的公办学校教职工自愿举办职业教育或到民办职业学校任职、任教的，其公办教师身份不变，各地也可视具体情况继续保留这部分人员工资部分的财政拨款。
11、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非营利性民办职业学校，享受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优惠政策。民办学校征用办学用地只缴纳国家、省有关用地规费和支付农民补偿费。免除市、县（市、区）两级一切征地规费。经批准开办的民办职业学校，享受举办公益事业和外商投资的有关优惠政策，其师生享有与公办学校师生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简化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审批程序。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可以采取出租或转让闲置的国有、集体资产等措施，对民办职业学校予以支持。
充分依靠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市内大型企业单独举办或与高等学院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院。中小企业应依托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职工培训和后备职工培养。
加大职业教育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各职业学校与县外、市外、省外职业教育学校联合办学，鼓励加盟外地“职教集团”，探索股份制办学模式。
建立政府奖励民办职业教育机制。民办职业学校每培养一个合格的职校毕业生，当地政府要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
12、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要坚持“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积极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民掌握特色农业技能的本领，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服务，推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三、加大投入，改善条件，促进职业教育新发展
13、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确保职业教育经费逐年增长，切实改变我市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的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的状况。
各级人民政府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确保公办职业学校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监督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15%，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20%，主要用于职业学校实验实习设备的更新和办学条件的改善。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建设经费。
市、县两级财政每年都必须安排一定数额的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用于扶持骨干和示范性职业学校建设。
14、为鼓励、支持职业学校做大、做强，对举办起点高、规模大的公、民办职业学校，当地政府可参照省政府办公厅（赣府厅抄字[2004]11号）关于“优质高中工程”建设的有关优惠政策支持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15、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教育经费，由市、县（市、区）职业教育中心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
16、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切实减轻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负担。对不符合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各类收费，政府要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四、加强领导、部门配合，开创职业教育新局面。
17、切实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各地各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科教兴饶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把发展职业教育摆上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各地各部门在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要同步制订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在部署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同步布置职业教育工作；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同步抓好职业教育工作；在考核经济工作实绩的同时，要同步考核职业教育工作的业绩；在加大经济发展投入的同时，要同步加大职业教育资金的投入。市人民政府把发展职业教育列入县（市、区）领导任期目标，作为考核县（市、区）工作和主要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要调动各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和人民团体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主动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服务。
市、县（市、区）两级人民政府都要建立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8、加强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建立督导评估机制。认真贯彻实施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对职业教育管理，规范职业教育秩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要建立市人民政府评估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加强和改进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市教育行政和劳动保障部门每年都要对各县（市、区）教育行政和劳动保障部门的职业教育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要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为职业教育宏观决策和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服务。
19、营造有利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氛围。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力宣传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各条战线创业、立业的先进典型，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价值观。要不断提高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劳动者的待遇。要积极开展各种职业技能、技术竞赛活动，树立技术标兵、能手。市政府要设立职业教育奖励基金，表彰在职业教育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全社会形成重视、支持职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二○○四年三月十日
物权行为若干问题探讨
王利明
我国物权法的立法工作迫在眉睫，而针对物权立法的理论研究急需深入并展开，在探讨物权立法的基本理论时，围绕我国物权立法是否应采纳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在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鉴于许多学者将物权行为理论视为物权体系的理论基础，［①ａ］或物权法的基本原则，［②ａ］因此，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探讨，并回答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借鉴这一理论的问题，十分必要。本文拟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的物权行为概念
物权行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萨维尼在其１８４０年出版的《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提出来的。［③ａ］但实际上，物权行为制度早在罗马法中便已存在。例如罗马法上的交付（traditio）要求当事人一方以移转所有权的意思，移交物件于另一方，才能移转所有权。“在古典法和优士丁尼法中，对占有的转让可以通过某些隐蔽的和准精神方式加以完成，几乎是通过双方合意来宣布对所有权的转让”。［④ａ］另外，罗马法上的要式买卖（mancipatio）也强调物权移转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在要式买卖契约中，不得附带条件、期限或负担。这些制度都对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萨维尼也正是在总结和解释罗马法制度的基础上创设了物权行为理论，并对德国法的民法物权体系乃至大陆法中物权法产生重大影响。
究竟什么是物权行为？萨维尼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写道：“私法上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包括移转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Tradition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①ｂ］萨维尼的这一论述包含了三项重要原理；第一，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原理。因为，他认为交付是一个独立的契约，它是独立于债权契约的“一个真正的契约”，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的。它与买卖契约即原因行为并非同一个法律关系。［②ｂ］第二，交付必须体现当事人的独立的意思表示，由于这一独立意思表示与原因行为无关，便产生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③ｂ］第三，交付必须以所有权的移转为目的，物权行为的实施旨在使物权发生变动。
萨维尼的上述思想虽包含了物权行为的重要原理，但并未明确提出物权行为的概念，后世对物权行为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从我国学者的论述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物权行为的目的出发界定物权行为。如史尚宽先生认为，“物权行为谓以物权之设定、转移、变更或消灭为目的之法律行为。”［④ｂ］郑玉波先生认为：“……物权变动之原因虽多，但最重要者厥为法律行为。此种法律行为，系以直接发生物权之变动为目的，故亦称物权行为”。［⑤ｂ］第二，从物权行为的构成角度界定物权行为。如姚瑞光先生认为：“物权行为，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成之要式行为。［⑥ｂ］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行为系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与登记、书面或交付相结合之法律行为”。［⑦ｂ］王泽鉴先生也认为：“惟无论我们对物权行为采取狭义说或广义说，依法律行为而生之物权变动，必须具备意思表示及交付（动产）或登记（不动产）二项要件，则无疑问”。［⑧ｂ］
第三，从独立性和无因性角度界定物权行为。如钱明星先生认为，物权行为是指物权变动效力的发生，直接以登记或交付为条件，即在债权合同之外还有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物权行为）。［⑨ｂ］
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我认为都不无道理。但是第二种观点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传统的物权行为理论，尤其是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根据这一观点，传统的物权行为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并须具备意思表示及交付或登记二项要件的行为。其特征是：
１．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也就是说以设立、变更或消灭物权关系为目的，此与债权行为不同。债权行为是以发生给付义务为目的法律行为，所以它又称为负担行为。而物权行为是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行为，它又称为处分行为。［⑩ｂ］由于物权行为将发生物权变动，因此行为人应对标的物享有处分权，“而于负担行为，则不以负担义务者对给付标的物有处分权为必要。［①①ｂ］
２．物权行为以交付或登记为其生效要件。物权行为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但单纯的物权变动的合意不足以发生物权的变动，还必须依赖于交付或登记行为。王泽鉴先生曾以买卖为例，指出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别：
让与合意＋交付＝动产所有权之移转
买卖 ｛
│ 让与合意＋登记＝不动产所有权之移转
│ ↓ ↓
│ 意思表示 事实行为
│ （公示行为）
↓ ↓ ↓
债权行为 物权行为（广义物权行为）
根据上图，王泽鉴先生认为，依广义物权行为概念，物权行为必须包括登记或交付。［①ｃ］而我国台湾学者也大都接受了这一观点。正如谢在全所指出的，“不动产之物权行为，乃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与登记、书面相结合之要式行为；动产之物权行为，乃动产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与交付相结合之法律行为”。［②ｃ］
３．物权行为必须具有物权变动的合意。既然物权行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而物权变动必须经当事人达成物权变动的合意。此种合意学者通常称为物权契约。而狭义的物权行为理论，认为物权行为仅指物权契约，“物权行为就其固有意义而言，仅指当事人欲使发生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③ｃ］物权合意直接决定了登记或交付行为的实施，由于交付或登记都是基于物权合意而产生的行为，无论是通过交付或登记设立所有权或他物权都取决于物权合意的内容。物权合意的存在是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的基础。从此种意义上说，物权合意是物权行为的核心。
以上几点归纳自萨维尼及其他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这些观点最初是由萨维尼在解释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立法过程中提出来的。萨维尼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的溯源而寻找法律的规则和理论，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法学研究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及法律文明的演进，过去的规则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需要，不能将历史的规则照搬现实生活中，例如罗马法的要式买卖，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迅速、简便的内在需要，已在罗马帝政后期逐渐被废除，［④ｃ］而在更进一步要求交易迅速简便的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更不可能采纳上述制度。所以，从罗马法的上述规则中抽象出的物权行为理论，并适用于现实动产或不动产的交易，其研究方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二、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理论的评述
所谓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指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而且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①ｄ］债权契约仅能使当事人互享债权和负担债务，而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只有通过物权行为，才能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以买卖为例，当事人之间缔结买卖合同的合意是债权行为或债权合同。它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义务。如果要发生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则当事人必须达成移转的合意，同时还要从事登记或交付行为。许多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物权行为的基本特征，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②ｄ］
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的学者，在阐述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关系时，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可能发生四种不同的联系；一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时并存。例如，在特定物的买卖、赠与、互易等关系中，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必须实施物权行为才能移转所有权。二是债权行为先于物权行为。例如，在不特定物的买卖中，债权行为仅能发生移转某不特定物所有权的义务，必须嗣后为物权行为才能使某不特定物的所有权移转。三是仅有债权行为而无物权行为，如雇用。四是仅有物权行为而无债权行为，如抵押的设立、即时买卖、即时赠与。［③ｄ］
总之，主张独立性理论的学者认为，移转物权的合意与交付或登记行为的结合本身是独立于债权行为的，因此物权行为是独立的。
我认为物权行为独立性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根据在于：第一，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实际上是学者虚构的产物，在现实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的移转物权的合意。以买卖为例，当合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通过交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的所有权。因此，移转价金和标的物的所有权既是当事人订立债权合同的目的，也是债权合同的基本内容，如果将移转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剥离出来，买卖合同也就不复存在。而且，当事人订立任何一份买卖合同，都必须对价金和标的物移转问题作出规定，否则买卖合同将因缺少主要条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规定价金和标的物的移转问题，那么他们没有必要就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移转问题另行达成合意。因此，所谓移转物权的合意是包含在债权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债权合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④ｄ］“物权行为不过是原来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贯彻或延伸，并非有一个新的意思表示”。［⑤ｄ］尤其是在许多情况下，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买卖合同后，便不再直接接触，从而也没有再作出意思表示的机会，根本不可能达成所谓的物权合意。
物权和债权的性质区别并非必然导致物权的意思表示必须独立于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是产生特殊的物权变动方法的根据。张龙文先生指出，“盖债权契约，仅发生特定给付之请求权而已，债权人不得依债权契约而直接取得物权。故应认为债权契约以外，有独立之物权移转之原因即物权契约之存在”。［①ｅ］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一方面，物权的变动并不需要物权移转的合意，即使就即时买卖、即时赠与来说，并非无债权合同而仅有物权合同。相反，在即时买卖、即时赠与关系中，当事人在达成买卖和赠与合意以后，并立即履行了债权合同，因而仅存在债权合同，而不存在所谓的物权合同，只不过这种债权合同是以口头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另一方面，债权合同也要发生物权变动的后果。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移转价金和标的物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在债权合同中确定了物权变动。只不过是实际的物权移转必须待履行期到来以后，因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才能发生，但这丝毫不能否认债权合同以移转财产权为内容的特点。
第二，就交付行为来说，它并不是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质是实际占有的移转，从物权法的理论来看，单纯的实际占有的移转并不能必然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例如出租人将房屋交给承租人，虽然实际占有发生移转，但所有权不发生移转。然而，为什么在动产买卖合同中，动产一旦交付就会导致所有权的移转呢？其原因在于，在交付以前，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就已形成移转动产所有权的合意，因为该合意的存在，从而使动产一经交付便发生移转所有权的效果。如无所有权移转的合意，而只有使用权移转的合意（如租赁），则根本不可能因交付移转所有权。由此可见，交付效果不可能与买卖合同分割开来。尤其应当看到，实际交付标的物不是什么单独的行为，而是当事人依据债权合同而履行义务的行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是当事人应负的基本义务，而一个交付行为是否真正完成，取决于出卖人所实施的交付行为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如果出卖人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提前或迟延交付，或交付标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标的物的数量不足，显然不符合合同的规定不能构成真正的交付。所以，如果将交付行为与买卖合同割裂开来，那么交付行为的正确和正当与否也失去了评价标准。
第三，就登记来说，其本身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行政行为。一切极力主张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学者，也认为登记系公法上之行为，显然不能作为法律行为之构成部分。［②ｅ］还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不动产登记之情形，不仅时间上有差距，而且是地政机关依公法所为之行为，却指为私法上物权行为的一部分，实在是不论不类”。［③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