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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农业生产资料工作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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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国务院派出的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稽查和调查组赴部分省（区）检查情况看，各级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作是重视的，多数地区的工作做得比较好，特别是今年春耕生产所需农业生产资料的备货情况是好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中央和省两级
掌握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化肥）总量偏紧，宏观调控能力有限；资源流向仍然比较混乱，流通过程中收费环节多、不合理收费多、收费标准高；对生产企业的支持和优惠政策措施不够落实。这些问题如不很好解决，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对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十分不利。现就有关问题紧
急通知如下：
一、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作的领导。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棉花化肥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8号）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农业生产资料工作行政领导负责制，把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作为加强农业的一件大事来抓。要
结合贯彻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按照《国务院关于改革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通知》（国发〔1994〕45号）的有关规定，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宏观调控，组织好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的生产和经营。当前要着重做好春耕期间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确保不
误农时。
二、要千方百计增加国内化肥生产。要切实保证化肥生产企业所需的煤、电、油、矿石、天然气等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对生产企业要给予必要的支持，现行的优惠政策要落实到位。化肥生产企业要挖掘内部潜力，克服困难，开足马力，多产优质化肥。
三、中央和省两级要切实加强对化肥生产和流通的宏观调控力度。对中央直接掌握的17家国产大化肥厂生产的优质化肥和进口化肥，国家计委要制定严格的生产、分配计划；生产企业要均衡生产并确保完成生产计划和上交任务，尤其要保证完成春耕生产所需化肥的生产和上交任务；

供销总社及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总公司要均衡收购并完成收购、调拨计划。地方企业生产的优质化肥，要按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纳入主渠道经营，增强省级的调控力度；生产企业自销部分，只能销售给有化肥经营权的单位；在保证生产企业合理利益的条件下，鼓励生产企业将自销化
肥统一纳入经营主渠道，以杜绝自销化肥在流通中的倒卖现象。
四、供销社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有关政策，切实担负起主渠道的责任。供销社农资部门要严格内部管理，对统配化肥的计划、分配、价格实行公开制度，提高透明度，确保这部分化肥资源按规定的价格全部供应到农民手中。在化肥资源不足的地区，供销社要加大外采力度，早动
手、早准备，务必在春耕前把春耕生产所需化肥备足。要大力推行县联社与基层社连锁经营的做法。要做好化肥供应的前期工作，调查了解农民需要的化肥品种和数量，逐户进行登记，开展送肥到户。各地对个别基层供销社仍将农资承包给个人经营的作法，要坚决纠正，严肃处理。
五、铁路、交通、工商、物价、银行等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配合，形成合力，为做好当前农业生产资料工作发挥积极作用。铁路、交通部门要对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运输给予保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供销社要密切配合，认真清理农资市场，坚持常抓不懈
；要积极推行农资经营许可证制度，坚决取缔非法经营，严厉打击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商品的坑农害农行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要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部门所需资金的供应；各级物价部门要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督、管理，要认真核定中小化肥的
出厂价格和挂钩肥的销售价格，按有关规定做好化肥综合价制定及其价差管理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好挂钩肥供应的具体办法。
六、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对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进口、生产、运输、经营等环节的收费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清理，该降低的降低，该取消的取消。今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定期检查农业生产资料各经营环节的收费情况。各地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作法要坚决纠正，对重
大案件要抓紧查处，并公布处理结果。





1996年2月29日
浅谈“严打”

严佳维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某县级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严打”斗争。“严打”尾期我参加了全市公开审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各单位的代表还有各乡镇各社区的居民代表。看着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台上，经过法院院长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为罪犯，在武警的一声喝令下，他们立刻被按倒跪在台上并被五花大绑后拉上卡车游街去了，在场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尽管我对当时宣判过程中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细节上颇有微词，可在坐在身边的当地刑庭庭长的教导下：“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然而通过近一段时间法学专业的学习，我逐渐对“严打”这一名词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严打”的理解和认识。
“严打”顾名思义，是指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依法”是前提，“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政策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制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的提出是由当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可否认“严打”方针自1983年开始执行20余年来，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严打” 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争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关于“严打”是否有违依法治国原则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严打”作为一种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政策，难免会造成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一会依政策一会依法律的局面，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有冲突的，并且在“严打”过程中体现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要求的。我个人也偏向于这种观点，我国的“严打”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实中它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在一段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其对法制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我反对人治型的“严打”，提倡法治型的“严打”。
其次谈的是“严打”的对象问题，如前所述 “严打”的对象只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实际上我国的几次大规模的“严打”都明确规定了范围，而在实际情况中均存在着“严打”变成“滥打”的现象，有些地区“严打”斗争一开展，不仅各种犯罪行为都在“严打”之列，还将卖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严打的范围，这样的做法不但有违严打的目的，还浪费了相当多的资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关于“从重”的问题，“严打”中的“从重”，意味着在严打期间，对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从严掌握，定罪时表现为刑法的扩张，即指在罪与罪模糊的情况下，应认定构成犯罪；在适用刑罚时较一般情况下给以较重的处罚。可以说没有“从重”，也就没有所谓的“严打”了。但是对于“从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中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严打”中的“从重”有违刑法中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严打”对“从重”并未明确界定，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就易使得审判人员因“严打”而“从重”，罪轻罪重一律从重处罚，出现了司法随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认为在理论上“严打”所要求的“从重”并不违背这两个原则，一是“从重”不是没有限制的“从重”，依法是其底线，对于罪之法定谈不上“从重”，因为“从重”只针对已定之罪，对于刑之法定，“从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进行的，所以“从重”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二来严打中的“从重”是结合一些形势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所确定的，对于特定犯罪只有从重打击，才能维持一定形势下的社会秩序，所以理论上“从重”也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当然在司法实践上的确对“从重”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从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义，这是相当有害的，“从重”的重只是相对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当然与剥削阶级主张的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重刑主义更是有别；如一律顶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围内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处，“从重”只是于一般情况下判处较重的刑罚，但决不是一律的顶格判刑，否则就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如数罪并罚时提高刑罚幅度，有些地方不严格执行数罪并罚原则，而是采取“大概齐”，不适当地提高刑罚幅度……这些做法明显是曲解了“从重”，应该尽快加以改正。
此外，“严打”中的“从快”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所谓“从快”，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快审快判，以突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时和迅速两个方面。在司法中同样存在着“从快”的问题：一是违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门在实践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为了尽快破案，使用刑讯逼供，缩减必要的程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办案数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视办案质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机关在没有把犯罪事实查清或证据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从快”就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等，这显然是不允许的。而且一味求快所体现的一些司法机关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们反省。
最后我想谈的是“严打”的效果问题，诚然我国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放在这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来看，“严打”非但没有使社会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不但与上述的问题有关，显然也与“严打”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过于单一和滞后有关，我国的“严打”几乎都采取放长战线，撒网捕鱼的策略，即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组织大批警力搞统一行动、专项斗争，然而打击的目标并不明确，抓到打击目标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严打”的大致时间规律，故可以轻松地逃避“严打”的打击，甚至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抗药性”在“严打”期间也会顶风作案。很显然这种单纯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财力靠长时间打疲劳战的打击方法并没有很大实效，得不偿失，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和职能的发挥。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现时的“严打”注重打击远甚于预防，如有些机关为了扩大“严打”的战果，采取“蓄水养鱼”的办法（即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边，等到统一行动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分明是与“严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极有可能会导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时抓捕而逃脱法网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我国的“严打”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且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否则“严打”必将因矛盾冲突重重而逐渐被取消。我们应牢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们要让“严打”在现在的社会发挥以往的功效，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改革，比如说增强国人法律意识；转变观念，树立以防为主的思想；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大力整顿司法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加强司法人员的法律学习；提高司法监督力度，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当然我们应认识到，就解决长期社会治安问题而言，仅仅依靠几次“严打”是不够的，我们关键是要把握严打的精神实质即严格执法，雄关漫道真如铁，“严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严打”之路，这样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