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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宪法学角度来解释司法问题
　　　　　　　　　　　　　　　　　　　　——《司法要论》简评

　　　◇方乐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伴随着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之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法律的实施，司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有关司法的话题很容易就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并被诉诸公共理性转而成为公共话题或者社会热点话题。回应并引导社会大众对于法治中国的公共想象以及对法治中国建设现状的公共批判，就成为法学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于是，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日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点。
密切结合国情的学理研究
刘练军博士新鲜出炉的《司法要论》一书，不仅从宪法学的视角剖析了司法民主化、司法权的内涵、司法的规范要件、法官身份保障、司法效率、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判力与再审等有关司法制度的规范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而且也反思司法运作的政治化、能动司法、父爱主义司法、民粹主义司法、法院调解优先、个案监督等有关司法的实践问题。作者期望通过对当下中国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宪法学批判，恢复司法原本的宪法地位，同时以此建构起司法的宪法学理论。在作者看来，“我国司法始终与人们普遍期望的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应然司法相距甚远，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算不上是一种立宪意义上的司法。”
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要论》坚持一种公共性的知识立场与政治性的知识关怀，主张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并解决转型中国的司法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是将司法的制度与实践看成是公共空间里权力的公共化运作，将司法体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正是因为此，作者不仅将陪审制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建立起关联来，认为“唯有从基本权利的维度上去定位和诠释陪审，才能深刻理解在陪审已呈衰退之势的当今时代我国为何还要认真对待陪审”；而且深入地看到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贸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会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难免主观臆断有余、经验理性不足。”不仅认为从无权力到有权力的政治化演变过程中，司法权不断扩充其内涵，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政治性存在与非政治性存在；不仅认为诉讼权乃是一项宪法性的程序基本权，而且主张法官身份的宪法性，“唯有宪法才能给予法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均难以侵犯的绝对的身份保障”；等等。从作者的这些新颖的论述中，我们既能看到现实司法问题的政治意义，有能意识到司法问题解决的政治途径。这种密切结合中国司法的政治国情与现实情境的学理研究，不仅有利于摆脱长期以来司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他者想象，也有利于建构起属于我们自身的司法哲学与理论体系。
开放的心态推动理论建构
是的，作者有这样的理论抱负。在他有关司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以及有关司法实践的批判与重构中，我们既能看到其中虽然点滴但却明显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与他一起务实地参与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比如，在有关司法哲学讨论中，他不仅对司法哲学进行细致的类型划分，而且提出“唯有以多元化的司法哲学而不仅仅只是能动司法来引导法官的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才能愈益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和法治价值目标。”这反映出他不但意识到司法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性，而且注重其中的开放性。换言之，司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既需要关注司法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而应当以一个开放的知识心态来发展和推动理论的动态建构。
例如，在有关司法效率的问题讨论上，他不仅对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以及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认为司法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在于强化案件管理制度。这反映出作者的讨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抽象而普世的理论言说上，更主要的是进行了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论证以及可操作性制度的设计。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思考并建构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有关司法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形成一种可与西方相对话的理论言说，不仅仅只是为了创设一套话语体系，而是要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避免“高射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
又比如，在有关民粹主义司法的讨论中，他不仅指出陷入民粹主义的包围圈是我国司法遭遇信任危机的影响重要原因，而且认为“唯有涤除司法身上及其周围的民粹主义，让司法审判彻底免予民粹主义的舆论及行为干扰，我国司法才有可能走出信任危机的低谷，其应有的权威地位和公正形象才有可能复兴。”这其实反映出他采取一种社会-文化情境的视域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司法，将司法看成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一起社会事件。因而司法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在性的制度问题，而与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关联。职是之故，消除司法的信任危机，就需要我们以一种社会性的综合视角来进行整体审视，将所有围绕着司法周边的社会场域中的信任资源和社会资本都动员起来，进而以此累积并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最终解决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
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地方。但由于任何的阅读都是个体化的，都可能会囿于阅读者的知识局限而限制其中的意义空间。可喜的是，刘练军的《司法要论》并非一种有关司法问题的封闭性论述，而是“对一些重要论题予以简要论述”，是抛砖引玉式的，是有关司法问题的开放性讨论。因此，书中所开放出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不断的关注。这样，如果拷问该书的理论贡献的话，那么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司法问题的公共性视角，而且也将这一理论产品再次公共化并交由读者来进行公共评说。



　　出处:原载《法制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12版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耕地占用税征收实施办法
上海市政府



第一条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农用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占用前三年内曾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亦视为耕地。
第三条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都是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四条 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
第五条 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规定如下：
（一）一九八四年近郊四县划入市区行政区划部分，以乡为单位，人均耕地在一亩以下的，每平方米为十元；人均耕地在一亩以上的，每平方米为八元。
（二）近郊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四县（不包括已划入市区行政区划部分），每平方米为六元。
（三）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五县、每平方米为四元。
（四）三岛（崇明岛、长兴乡、横沙乡），每平方米为三元。
（五）国营农场、劳改农场、部队农场等，地处三岛的每平方米为三元；地处其他各县的每平方米为四元。
农村居民占用耕地新建住宅，按上述规定税额减半征收。
第六条 纳税人必须在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的同时缴纳耕地占用税。
纳税人按有关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退还耕地的，已纳税款不予退还。
第七条 下列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一）部队军事设施用地；
（二）铁路线路、飞机场跑道和停机坪用地；
（三）炸药库用地；
（四）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用地。
免征耕地占用税，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市、县财政机关批准后，市、县土地管理部门方可办理用地批准文件。
第八条 农村革命烈士家属、革命残废军人、鳏寡孤独，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纳税确有困难的，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给予减税或免税。
第九条 耕地占用税以财政机关为收入机关，委托市、县土地管理部门按现行规定的批准权限负责代征，即：规定由市批准的，归市土地管理部门代征；规定由县批准的，归县土地管理部门代征。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代征的税款，按规定的手续，将其中的百分之五十解缴中央国库，百
分之五十解缴市国库。
第十条 对获准占用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应缴纳耕地占用税因各种情况而没有缴纳的，土地管理部门应及时通知纳税人，在通知到达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耕地占用税，超过规定期限纳税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纳税款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十一条 对单位或个人获准征用或者占用耕地超过两年不使用的，按规定税额加征两倍以下耕地占用税；对未经批准或者超过批准限额、超过农民住宅建房规定标准的，由土地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纳税人同财政机关在纳税或者违章处理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首先按照财政机关的决定缴纳税款和滞纳金，然后在十日内向上级财政机关申请复议。上级财政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诉人的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答复。申诉人对答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答复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占用鱼塘、园地及其他农业用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的规定不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1987年6月13日